社會主義蒙古的轉身
段宇宏 周宇台中路口監視器
陌生的外蒙古
談到蒙古，多數中國人都會有一種特別的情愫，因為辛亥革命時，蒙古才從中國分離出去，它是近代中國那段積弱落後遭人宰割歷史的產物和象征。另一方面，蒙古又是一個陌生的鄰居，它曾長期緊跟蘇聯，與中國為敵，是蘇聯百萬重兵威脅中國的集結地之一。
蘇東巨變後，蒙古令人驚嘆地成為政治轉型最快且最穩健的國傢之一。轉型20年來，蒙古的轉型之路走得怎樣？這個國傢及其人民因為這場歷史性的改革經歷瞭怎樣的變化、有著怎樣的現狀？
在與中國隔絕往來幾十年後，蒙古與中國的經濟文化交往開始迅速頻繁密切起來。但在兩國漸行漸近之後，蒙古社會卻傳出民間反華排華的不和諧聲音。這些聲音來自何方？蒙古對中國的重要性究竟如何？
如上種種，是本專題想要告訴讀者的。
“我準備寫一本書，把蒙古這幾十年的歷史梳理一遍。”彰化監視器
也許沒有人比包爾德.巴特爾更適合這項工作，這位前蒙古人民革命黨（也稱蒙古共產黨）的第二書記，今天是國傢憲法法院現任“九大長老”之一，同時兼任國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作為一個具有聲望的政治傢和歷史學者，蒙古各高校的蒙古史教材多出自於他之手。
1990年，“蒙古共產黨” 蒙古人民革命黨 發起瞭一場“把現代民主模式與我國南投監視器特點相結合”的政治體制轉型。一夜之間，蒙古實行多黨制，並於同年舉行瞭首次民主選舉，首任民選總統誕生。
蒙古的政治轉型在前蘇東陣營中被視為典范。轉型至今的20年間，蒙古經歷瞭四次總統大選、五次國會大選，有過政黨輪替，但原執政黨人民革命黨卻能在大多數選舉中穩台中監視系統勝，保持執政地位，卻也算前共產主義國傢中的一道奇景。
談及蒙古的制度轉型，巴特爾不忘對《鳳凰周刊》記者強調：“蒙古能和平轉型，人民革命黨是核心領導力量和最大推動者，並不是今天很多人所說那樣，功勞全歸於民主黨。”在對蒙古自由民主制度深感自豪的同時，巴特爾也對當下的社會弊病痛心疾首。
第16個加盟共和國
在國歌中，曾特意強調鄰國執政黨的偉大並歌頌其兩任領袖（列寧和斯大林），這樣奇特的國傢，世界上也許隻有蒙古一個，而國歌中“對世界上所有正義之國，我國都願加強聯系合作”被戲稱：這個“所有正義之國”是且僅僅是蘇聯。
而蘇聯的國歌則為《牢不可破的聯盟》。蒙古變革前，蒙古就一直被視為蘇聯的“不加盟共和國”或“第‘十六’個加盟共和國”（蘇聯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戈爾巴喬夫就說過，蘇聯和蒙古“實際上是一個整體，我國政府各部門一向把蒙古人民共和國當作是我們的一個加盟共和國，有些政治傢，包括蒙方，鄭重提出過蒙古並入蘇聯問題”。
蒙古作為“牢不可破的聯盟”中的一個非正式成員，來得甚至比蘇聯的某些加盟共和國歷史更久。
1911年12月29日，外蒙在沙俄策劃支持下宣佈獨立，但沙俄還來不及吞下這個到嘴的果子，一戰爆發，接著又是十月革命。待內戰結束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才騰出手來打理沙俄遺產。
1921年，蘇聯紅軍在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黨建立瞭蘇維埃政權。這個政權雖然不被國際承認，但蘇聯對它的改造也絕不含糊，它不但政治經濟模式完全照搬蘇聯，甚至連政治鬥爭模式和步調都如出一轍：1926-1928年，斯大林在蘇聯清洗民族主義分子，蒙古也清洗民族主義分子；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體化並導致大規模叛亂，蒙古也集體化也大規模叛亂；蘇聯大饑荒，蒙古也大饑荒；斯大林清黨，蒙古清黨，斯大林大清洗，蒙古大清洗 在消滅本國人口方面，蒙古人民革命黨取得的成就，按人口比例並不遜色於蘇聯。
到瞭二戰結束時，蒙古是否正式加盟蘇維埃大傢庭已不重要，因為它早已完成瞭“在經濟上完全依賴蘇聯，意識形態上完全效忠蘇聯，政治上完全仿效蘇聯”的全面改造。
蒙古的全面“蘇聯化”，首先體現在黨的蘇聯化：人民革命黨的重要幹部都必須在蘇聯學習培訓（三分之二的省委書記畢業於蘇聯中央黨校）；誰得到莫斯科青睞，誰就能在黨內脫穎而出；誰有蘇聯背景或蘇聯妻子，誰就有瞭快速上升的重要資本。澤登巴爾能成為蒙古第二代領導核心，多少因為他的嶽父是莫斯科衛戍司令費拉托夫將軍，而蒙古的中層幹部中，娶蘇聯人為妻者高達20%。
其次，在蘇聯同志的無微不至的幫助下，蒙古社會完成瞭徹底的文化和社會改造：語言上大量吸收俄文詞匯，文字上斯拉夫文代替瞭蒙古文，服飾上蘇式服裝替代瞭蒙古長袍，飲食上俄式西餐在城市推廣，歷史上成吉思汗被抹掉，宗教上上層喇嘛被集體槍決、中下層僧侶被強制還俗……一句話，除瞭人們的長相和語言，蒙古與蘇聯已無區別。
當然，蒙古政治上的高度依附，蘇聯並非全無代價。雖然蒙古自1920年代後向蘇聯源源不斷提供瞭肉、皮毛、礦產等大量物資，尤其是二戰時蒙古向蘇聯捐輸瞭遠超實力的金錢和物資，為戰爭貢獻不菲（其中黃金300公斤、美元10萬、馬匹50萬），但1948年，蘇聯從二戰中緩過勁來，便開始大力回饋這位貼心的小兄弟。1968年蒙古被拉入“經互會”這個溫暖大傢庭後，得到的經濟實惠就更多，它一半的國傢收入直接來自援助。
本質上，“經互會”這個高度封閉的計劃體制，對各主要參與國來說是一種雙輸選擇：東歐各工業國不滿自己被安排的分工，同時抱怨蘇聯用質量低劣的工業設備盤剝自己，而蘇聯則抱怨自己的工業品和原料低於國際價格是虧本買賣。盡管1960年代，有蒙古領導人質疑加入“經互會”是否合算，但事實表明，對蒙古、朝鮮、古巴等少數國傢來說，“經互會”的確是一個奶媽。
從1960年代起，蒙古由單一的畜牧業國逐漸變成擁有礦業、動力、燃料等工業體系的現代工業國，工業產值由1940年的12.77%上升到1980年的42.5%。城市人口比重從1956年的21%上升到1989年的55.7%。
但上述成績並非蒙古的驕傲資本。蒙古的牲畜存欄數量，從清末到民主化轉型前夜，整整一個世紀都在一個很小的區間內浮動，集體化期間還曾損失瞭三分之一的大牲畜。蒙古的工業體系，並非由自身傳統畜牧業積累而來，隻不過是作為溫順的不加盟共和國，獲得蘇聯特殊關愛的結果。當然這個照顧也有中國的一份，在中蘇交惡前，中國即向蒙古提供瞭4.6億盧佈的援助。
蘇聯對蒙古的援助主要為優惠貸款和直接援助，此外，由於自傢兄弟貿易往來不必錢貨兩訖，蒙古逐漸欠下“經互會”各國的巨額債務，僅蘇聯解體時，蒙古對蘇聯就有117億轉賬盧佈的債務。欠“大哥”的錢甚至是不必還的，2003年底俄羅斯宣佈免除其中的98%。
進入1980年代，蘇聯和其他“經互會”國傢對蒙古的主要援助形式是“交鑰匙工程”：你幾乎不用做任何努力，一切由兄弟國傢包辦。它使蒙古加劇瞭依賴，完全不曾學會這些現代工業項目的基本管理和運行，其災難性後果要在若幹年後才會顯現。
考慮到1990年蒙古人口僅有215萬，上述天文數字般的貸款和援助，足夠幫蒙古在草原戈壁上堆出一個工業化來。
雖然蒙古的商店裡除瞭蠟燭和鹽外，別無他物，但比起蘇東陣營的其他國傢，人們不必為肉蛋奶等食品去浪費時間排隊或挖空心思走後門。於是，像千百年前的祖先一樣，蒙古人不缺肉吃不缺奶喝。
蒙古不像東歐國傢有過物資豐富的記憶，不像他們知道隔壁資本主義的櫥窗裡琳瑯滿目。自清代並入中國版圖起，蒙古人幾乎就中斷瞭商品經濟的歷史 相比之下，中國在改革開放前隻中斷瞭30年的商品記憶，而在蘇聯，被中斷的歷史記憶長達70年，在東歐則為45年。當這些國傢先後打開市場經濟的大門時，這一歷史記憶的長短和有無，成為一筆對其市場經濟轉型成敗具決定意義的文化財富。
轉型前的蒙古，就物質而言，不消說是人人平等而基本滿足的 除瞭大約三四千個特權傢庭有極高收入，可以通過內部特供商店弄到各種普通蒙古人根本沒見過、也不曾知道的消費品。他們唯一的不滿，是自由的匱乏和對專政的恐懼。即使是1962年的“政治小陽春時期”，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宣傳部長鐵木爾奧其爾在成吉思汗誕辰800周年時主張舉辦紀念活動，也惹得蘇聯大發雷霆，蒙古人民革命黨黨中央第一書記澤登巴爾立即譴責：“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義份子，不是民族英雄。”這位宣傳部長被解除一切職務。
老大哥送來的政治轉型
反諷的是，向民主化轉型的政治變革，同樣是蘇聯向蒙古主動輸入的。
1984年8月，68歲的蒙古領導人澤登巴爾這位任期經過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兩個時代的政壇常青樹，在蘇聯授意下，因為“年齡過高”被解除總書記和大呼拉爾（相當於“議會”）主席團主席（國傢元首）職位。時年58歲的巴特蒙赫擔任總書記。繼任的領導集團，大多是擁有蘇聯博士、副博士(蘇式學位制度，無碩士，副博士相當於碩士)學位的高級知識分子，這無疑為其後的順利轉型掃清瞭障礙。
1985年3月，54歲、精力充沛的戈爾巴喬夫上臺，在國內掀起改革風潮。從來腳步緊跟“正義之國”的蒙古，也迅速拐進瞭政治轉型的快車道。
包爾德 巴特爾是人民革命黨內最早思想解放的一批年輕人。1979年，31歲的巴特爾在蘇聯社科院攻讀副博士時，還是思想“非常單純”的青年，他的導師悄悄塞給他一些書籍和文章，這些來自蘇聯異議人士或西方左翼民主社會主義讀物，對巴特爾造成巨大震撼。
而曾為著名作傢的蒙古通訊社社長巴桑蘇倫當年原本認為“整天寫工人、醫生、牧民如何把生涯獻給社會，是記者職責所在；上級隨意刪改稿件，不經主管審批新聞不得刊發，也沒有什麼不對；新聞自由就是保護人民利益，或是保護黨的政策、原則”，但在去瞭蘇東和日本等不同陣營國傢後，突然意識到本國原來是有馬克思所說的新聞審查制度的。
戈爾巴喬夫上臺後，蘇聯官方媒體突然出現瞭批評政府的聲音。巴特爾等人立即心領神會：“看來我是正確的，戈爾巴喬夫和我想的一樣。”巴特爾成為當時在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和蒙古總工會機關報《勞動報》積極撰文抨擊官僚主義、呼籲民主的主力。
盡管巴特爾的出格言論引來蒙古“國安”的同志找他喝茶談話，但善意提醒後的默契共識卻不言而喻：“天還沒亮，說話註意點。”巴桑蘇倫認為，媒體和知識界對當時的變革起瞭奠基和催化作用。
曾有作傢因小說中記載蘇聯軍車壓死人揚長而去，結果因“侮辱俄羅斯人”被開除公職；有作傢因書中提到成吉思汗，出版被停止……這些民族意識與文化上的壓抑、政治不獨立帶來的個體不自由，使得變革思想很容易征服蒙古精英階層。
1985年，蘇蒙兩國政府打算在有“瑞士風光”之稱的庫蘇古爾湖附近開發礦藏，兩國新聞界認為它會污染庫蘇古爾湖，同時會導致蒙古斷水，貝加爾湖也將不保（貝湖水大部分自庫湖灌入），發起共同的揭露與抗議活動，結果贏得兩國民眾支持，最後兩國政府居然妥協，放棄開發協議。
參與此事的巴桑蘇倫認為，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令他永生難忘的“大勝利”。他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帶著自己的助手翻譯《人權宣言》和《美國新聞記者守則》，廣為傳播。他們的確很快贏來另一次勝利。1986年，駐各媒體的審查機構撤銷，“他們搬走瞭，我們搬進瞭他們寬敞的辦公室！”
1988年，戈爾巴喬夫正式宣佈，放棄對各“衛星國”的內政幹涉，要求各執政黨拿出決心改革，獲取本國人民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蘇聯的武力庇護。
第二年，蘇聯啟動從蒙古撤軍。
自己決定命運的時刻
蘇聯老大哥決定徹底撒手不管，蒙古人的命運第一次由自己掌握。
1989年12月10日，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台中監視器廠商推薦出現瞭非官方組織的群眾遊行，這是半個多世紀裡的第一次。青年人喊著口號、散發傳單要求民主改革。受此影響，全國各地陸續爆發規模不等的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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